借用钱学森的一句惊世之问：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？”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？在当今浮躁的社会背景下，我们可从袁隆平这位“平民大师”身上找到答案。 

话说回来，中国也经历过大师云集的时代。远的不说，近的自“五四”运动以来，就有陈寅恪、康有为、鲁迅、梅兰芳、“三钱”……从科学领域至人文领域无不是星光璀璨。然而走入当代，许多基本的价值观似乎被磨去了光泽，大师也难像钻石一样闪耀于世。事实上，民族的文化复兴需要大师的出现。因此，我们极有必要在这个时代呼唤大师。 

罗曼・罗兰曾说：“没有伟大的品格就不会有伟大的人，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、伟大的行动者。”人所有的聪明才华都要首先服从于徐悲鸿所言的“一意孤行”中的“一意”，服从于责任感和为社会之建设做出贡献的意志。若无此意志，我们很难理解袁隆平为何要顶着烈日在田间钻研，只为培育出更高产的稻米；亦难理解钱学森为何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回国参加建设，梁思成夫妇为何奔走于荒郊野岭采集中国建筑史的原始数据。“铁肩担道义”的责任感是大师存在的必要条件，亦是人们从内心敬仰大师的情感所在。 

一生执著于“一意”是极不容易的。人易为物质利益所影响，这于此时代尤甚。因此，大师需以清静之心态摒除内心的杂念。朱利安・本达曾对“学者”作如此解释：“这其实应是不计较物质所得的群体，他们的成就感更多来自于精神层面。”袁隆平一直生活朴素，衣着如普通农夫，毫无大师做派；居里夫人不为名誉所累，后半生仍投身实验室，刻苦钻研的程度令爱因斯坦都为之佩服。这一切均说明，对物质生活不过分地看重，是大师们“一意”的强有力佐证。 

袁隆平平易近人，“稻穗下乘凉”的形象亦让我想起爱因斯坦的一件往事。某机构邀请爱因斯坦前去演讲，爱因斯坦全无盛气凌人的说教之意，竟令其司机前去。大师的成就固然高，然而他不在名誉中放大自己，仍能平和自然地“晒着太阳，呼吸新鲜空气，在稻穗下乘凉”，这尤需一种气度和境界。 

章诒和曾说：“大师的产生一需个人造诣；二需师友相助；三需环境相佐。”在一个催生快速短期成果、以经济效益为标准的体制下，确是难寻大师，或寻得的多为权术大师。时代呼唤大师，大师的诞生需要纯净的土壤。也许在一个尊敬大师的国土里，大师们方能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，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带回曾经的绚烂。 

宋代张载曾这样形容知识分子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我们期待一位位如袁隆平般的大师级人物，能让中国的精神文明复兴不再无从谈起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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